Bsport体育Bsport体育作为民间文化现象的百衲衣,是物态与观念相互规约模塑的价值综合体,其一方面是诉诸视觉的、符号化的、物化形态的“物质产品”;另一方面,内蕴着具有中国民间文化特质的生命意志、族群观念、价值诉求、审美情趣和动机。

　　百衲衣,也名百家衣。“百”意为概数,非必百家,更取“百”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之深意,长命百岁,吉祥圆满,百岁千秋。“衲”一意为动词,密针运线,千缝万衲,北方民间方言语系极多用,借碎布多层累叠缝纫之实指,意显百姓贫乏物质条件下,勤思敏巧之能事,如衲线、衲裰、衲头、衲鞋底等。

　　作为民间文化现象的百衲衣,是物态与观念相互规约模塑的价值综合体,其一方面是诉诸视觉的、符号化的、物化形态的“物质产品”;另一方面,内蕴着具有中国民间文化特质的生命意志、族群观念、价值诉求、审美情趣和动机。

　　本文所论述更倾向于后一方面,意在通过中国广大民间显见的百衲衣,阐扬其丰富深刻的观念内涵及文化意义,亦在试图探索对中国民间“物什”的审慎细读和哲思释意的研究范式。

　　百衲衣,也名百家衣。“百”意为概数,非必百家,更取“百”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之深意,长命百岁,吉祥圆满,百岁千秋。“衲”一意为动词,密针运线,千缝万衲,北方民间方言语系极多用,借碎布多层累叠缝纫之实指,意显百姓贫乏物质条件下,勤思敏巧之能事,如衲线、衲裰、衲头、衲鞋底等。(另一意,衲作名词,谓僧徒自称或代称,百衲衣亦谓袈裟,此文不取该意,内涵意义亦不作涉及。)

　　百衲衣广见于中国民间服饰,式样多为无领大襟,民间谓坎肩,偶见长袄、短袄等,流行于中国北部的陕西、山西、甘肃、河北、山东等地,南方个别地区亦有此种习俗,缝制方法各地不同。百衲衣的原初始于婴孩诞生,长辈祈寿,向众邻亲友讨取零星碎布,缝成一件“百家衣”,待幼婴百日时穿之,谓能得百家之福,少灾无病,安顺成人,又寓小儿贫贱,“破布”裹之,免除疾疫,以为贫贱者易活。(山西、河北等地也称“铁洞子”,穿时母亲或祖母等长辈嘴中念念有词:“铁洞子,孩儿像个铁块子,摔不烂,打不破,长命百岁。”)

　　百衲衣导源于人类生命的生物本能,是生命存活与种群延续的自然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所有有意识的主动性行为,其原始动机以致最终目的,都可以归结于维护和追求生命存在自然形式的完满性、自由性和永恒性。生物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事实是物种潜意识里就有繁衍的本能,并会主动趋向有利环境并改善环境条件,以最大程度优化繁衍情境和繁衍策略,让种群发展壮大。其中包括一旦繁衍成功就死去的生命悲歌。

　　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91年我国城市婴儿死亡率为17.3‰,农村为58.0‰。(按照医学统计,出生时有呼吸和心跳,随即又呼吸和心跳消失的新生婴儿,既要进行出生统计,同时又要进行死亡统计,但这项统计只对出生时无呼吸和心跳的婴儿作了死婴统计。更为严重的是,早期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妇女并不都在医院生育子女,死产活产不清,更不作死亡率统计。)

　　由此一点想开去,较1991年更早期的中国广大农村,以及占全国人口总数77.8%的农村人口,(1983年农业人口为7.837亿,1984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0亿)平安生产和祈佑生命的存活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压迫和困扰民间百姓的“头等大事”。

　　民间百姓对生命存活、子嗣延续的热望和高死亡率的残酷现实构筑了百衲衣生成的原始依据和文化意义起点。百衲衣凝结了千千万万百姓以珍爱生命、守护生命为核心的自然诉求,倾注了护生寿长的至诚虔敬与祈祷。

　　从百衲衣生成的生物学困境展开讨论,可以看作是从自然生命价值角度对人类实践活动和文化价值本体的一种理解。生命存在的自然要求是文化次序建构和社会层序结构的起点,远非终点,甚至不能全部涵括起点意义的综合性和过程意义的复杂性。百衲衣的生物性驱力遭遇了中国文化丰繁的风土礼俗和深挚的人文情思,凝结成了“自然生命——文化意义”的价值综合体。

　　如果说不同文化构型里,人类生命存在的自然要求均是其生成演进的逻辑起点,那么阐明彰显栖居于共同生命要求上的文化观念差异和特质就尤显弥足珍贵。就文化所涵盖的内容范围和观念内涵,其是一个指向多维的意义复合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语),文化是由组织或团体的成员在探索内部组织和外部环境这一过程中所发现形成和创造的(艾德佳·沙因语)。

　　本文主要抽取百衲衣所蕴涵的核心文化要素和观念,从民间百姓“原始生命意识”和“文化生命意识”的双向规约影响中展开探讨,其主要包括祖先崇拜、宗族结构和传统信仰。

　　本着“对民族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出文化如何有力地模塑一个民间的信仰,以及一个民间的信仰如何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而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其他层面,进而看到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内驱力与旨归,下述的探讨意在探明祖先崇拜如何形塑民间百姓的衍生行为和百衲衣的“必然”生成以及揭示显发百衲衣内蕴的民间子嗣观如何契合与践行祖先崇拜的内核理念,宗族结构和传统信仰的意旨亦在于阐明由此及彼的动态生成。

　　祖先崇拜统摄民间百姓群体意志,有效维系调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其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力量,在中国民间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广泛的影响。

　　前世、今生与后世的个人轮回与彼此间的“互惠”(祈佑子孙与孝养父母)内嵌于祖先崇拜的文化与观念中。“个人的前世就是父母的今世,个人的后世是子孙的现世”等朴素的执念构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和“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孝经·圣治章》)的根基性和原发性起始。

　　自然意义上的生命绵延和文化意义上的进步发展必然地且毫无选择地仰赖于香火的不断和子嗣的传衍(民间大量存在的过继和收养现象亦包括其中)。因而,对新生命的渴望与竭尽身心的守护就成为了起点中的起点与基础中的基础。

　　“从宏观的社会运行结构看,生育行动的具体实践是受社会结构性质影响的。人口的消长并不是单纯的生物现象,也不是单纯取决于食料的多寡,而是决定于社会结构的性质。每个人或每群人的生活需要的适当满足,离不开社会结构的完整,即离不开一定数量及其适当的社会分工。但是,人总是要老死的,为了保持社会结构的完整,或为了维持种族的绵延,不得不生育孩子来继替,又不得不建立婚姻和家庭”。生育行动的实现保证了社会分工的可能性,也为社会结构的更替提供了潜在的人力资本。

　　百衲衣“百布”之“讨要”向族长邻里告知了新生命的诞生与传宗接代之首重任务的阶段性完成,“衲”与“穿”的实践行为更是将代际之间的联系沟通与血脉传承转化为心心相系、手手相连的身体感知。

　　在人生任务的代代传袭中,对这世为人父母的乡民来讲,若是他们子嗣绵延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任务,可安然祭拜“祖宗昭穆神位”,若过世,也能在另一个世界坦然面对列祖列宗。老年人不仅要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还要督促和“试图保证”子女完成人生任务,长辈要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完成代代的繁衍生息,并遥寄子孙的代代追念以至“流芳百世”。这一世的个体生命既是种群过去发展的独特结果,同时又是生命种群进入未来的承载基础。

　　在百姓意识中“对子孙后代的关心也就是对自己的关心”。百衲衣同时内融了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群体对新生的祝福、长辈对幼婴的爱惜和现世主体的需求与意愿,不只出于个体的自动更出于种群的使动。今世的主体需要通过血脉的延续完成“对上负责”,即要为本宗留下传宗之人,这才谓祖先后继有人。

　　“内因”与“外因”的双重合力构成了生育延续的推动力,甚至可称为“自动机制”。“中国宗嗣观念太深,只要生活好一些,便想娶女子,便患无后代,便畏出远门,便安土重迁。早生贵子、五世同堂、五世其昌、多子多寿多福等等观念支配着夫妻的行动。在妇女的心理中,以生子为天职,以不育为大耻”。百衲衣正是在祖先崇拜和宗嗣观念影响和催生下的一种同时“向上”和“向下”两个方向延伸的“迹化”与“物态”。

　　如果说从祖先崇拜的角度探讨民间百衲衣的内涵意义是一种站在家族视角的、内在生成的相对闭合的考察角度,那么,宗族结构就指向更为开放的族群空间,从人的社会性互动、人际交往关系展开思考,百衲衣先后的“物—物”相送同时在家族与宗族两个组织单元内部和外部发挥价值作用,以维系宗族血缘和村庄地缘,整合与凝聚乡里社会。

　　“宗族”是由“家族”派生的核心概念,古代中国的“家族”通过前期的自发聚集和后期的法定组织这两类形式,逐渐演变为地域性的自治组织“宗族”,以地域与谱系共同作为准入门槛,而内含的“宗法制度”“宗法秩序”更与“宗法精神”一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特有的宗法制度与文化。本文拟用“宗族结构”这一更为直观化也更关键性的概念展开讨论。

　　宗族结构以血缘网络为基本生成框架与原则,“大宗族”与“小宗族”,宗族内部“小家庭”与“大家庭”之间在资源占有、教化权威等方面存在差异,必然的差异导致争取社会资源再生产的竞争与人际内驱力。强宗大族与小宗族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消极性排挤同时并存。

　　民间百衲衣既是宗族结构和宗族观念笼罩下的产物,同时也是沟通弥合宗族间矛盾缝隙的“中介”。一定意义上,马林诺夫斯基意下的“库拉圈”之社会互动交往价值在中国民间百衲衣中的体现更为深刻与广泛。潜藏在库拉顺时针流动的soulava(长长地红贝壳项圈)和逆时针流动的mwali(白贝壳臂镯)循环交换背后的是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部落居民的信仰、传统和对交往的需求与“伙伴关系”的巩固。

　　“在具体库拉交换中,人们十分重视诚信、礼节与慷慨,因为这些行为受到社会习俗和风俗的规范作用”,“通过馈赠而获得别人的认同”,“人们经常航行到海外,害怕的危险很多,而库拉伙伴可以保证他的安全,或者给他送礼、提供食物等,因而成了他们的接待人、保护人和盟友”,“两个进入库拉交易的人其伙伴关系是永久的、终身不变的”。借“库拉”的社会功能圈,更映射出民间百衲衣的“关系链”之多维意义。

　　宗族结构中的个体主要通过社会关系和协商方式以追求利益,时有博弈的失效和无法和解。在特定的村庄地缘中,大姓宗族与个别人口较少的单姓家族不易形成较多人际交集,甚至因为民间选举、资源配给等环节形成强势与弱势的壁垒与界限。

　　新生的喜悦中,百衲衣一来二往的“物”“物”(一物为孩子诞生送“喜食”,北方地区多为一种油炸的喜糕,同时索要百衲布,另一物为百日宴回赠的宴请,也有赠与自家“礼物”的。待孩子成人,还需“还情”,向讨过布的人家还一截能做一件衣服的布料,以示滴水之恩永不相忘。)交换化解了宗族结构中的部分前续交往隔绝与过节,并衍生出声望和名誉,大宗族甚至以此施仁布泽,累功积德,小家庭亦以获得其百衲布为光荣与荣耀。

　　尤为重要的是,百衲衣的此种“礼尚往来”会形成循环的“关系链”,每个新生命的诞生均会开启基于百衲衣的新一轮互动交往,从而为百姓的交往秩序划定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区”。同时,百衲衣的工艺和审美又促成了另一维的“做法传授”与“经验交流”,“做的真是美眼”成为了敦睦邻里的介质和“治理策略”,进而为百姓日常生活面貌点缀美好。

　　[1]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 年,第43页。

　　[4]朱小略Bsport体育、侯芳君:《略论宗法结构对家族(间)行为与乡里自治的同构性影响》,《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115 页。

　　[5][苏联]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111页。